二百二十个考试的人中，我是很活跃的，我与任何人都谈得来。我与一个考民国史的人谈论，对民国人物说得滔滔不绝，他婉惜地说：“哎，你应当考民国史。”大家在一起，难免不谈一些实质性问题。到饭馆吃饭，谈到中国有无失业，有人说没有，我说有，只是中国不叫失业，而叫待业，饭馆的老板完全赞同我的话。与我一起考试的，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教授的某某某，曾经与我争论中国有无剩余价值。他说没有，我却说有。我曾经问他：“若没有剩余价值，那些没有直接参与生产的人，吃的是什么？”他却说道：“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剩余劳动，没有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只有资本主义，才有资本家占有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中国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何来剩余价值？”他这是在与我玩字眼。我反驳道：“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叫剩余价值又叫什么？我们说的是有没有剩余价值，与谁占有剩余价值是两回事。我认为有剩余劳动，就有剩余价值。至于这剩余价值如何分配，那是另外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他自知理亏，就说：“书上是如此说的，我们只能照书所说啊。”我接过去说：“我们来这里的人，已不是一般的小学生，我们都是研究人员，能完全照书所说吗？我们只能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研究，不能照搬书本。”其实他心里很明白，因为他本人就吃的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在于揭露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若承认中国有剩余价值，就承认了中国有剥削，进一步问剩余价值为谁所占有，就十分不好说，所以他竭力否定。然而，这位一切照书所说的人，却考上了社会科学院，后来还成了省上著名专家，这或许就是人家比我聪明的地方。
哲学范围内，我与原团结报记者，与我一起参加考试的王某某发生了一次争论。我说毛泽东的矛盾论中的定义是不科学的。他要我拿出证据，我就写了十三条证据。他看了以后，感到我说得很有道理，因此对我十分赞美。后来他考入了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他的女朋友在雅安，他的岳父是军分区副司令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雅安街头碰见他，他曾经将其岳父介绍给我。他说我很能独立思考，敢于驳斥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观点，那位副司令听后，对此十分赏识，就主动上前与我握手。
王某某是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是哲学系主任某教授的得意门生。通过他，我知道了某教授，于是，我决定去四川大学拜访某教授。在大学校园内，我碰见了某教授带的两位研究生，他们问我找某教授什么事，我就将我所写的东西给他们看。他们一致认为我很有独特见解，就主动将我领到了哲学系。哲学系的一批副教授和助教正在那里开会，他们都以奇特的眼光看着我。后来某教授来了，要我将所写的东西留下，看了以后，再交换意见。过了二天，我要离开成都时，我去找他，他却说我写的东西不科学。我问他什么是科学，他却说不与我辩论，不再与我多谈。回苗溪以后，我专门为此写了两篇文章。一是：《论科学和科学性》，二是《试论哲学的科学性》。后来这两篇文章都寄与了当时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老哲学家，四川省副省长杨超。后来他将二篇文章转给了省社会科学院，省社会科学院给我回了一封信。回信只是似是而非的说我有了一定研究，但对哲学界的情况不了解，还有，就是文字表达能力还较差，却没有说明我的观点是否正确，因此，我对此很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