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记忆里,除过至爱亲朋,总有不相干的,一面之缘,几次往来,诸多割舍不开而尘封记忆深处的人吧。不定哪一天,哪一时,也许月下花前,也许转辗异旅,在梦乡,不经意地,那个人陡然出现。即便,你明知这刚刚梦得见的早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不由得惊出一身汗来,醒转,却不能不想起那些过往。
那是70年代的后期,我上小学了,刘爷租借小人书的地摊就摆在学校门口的一棵大柳树下。刘爷的小人书多得就像这春天的柳芽苞一样数也数不清,和我们家那些小人书简直没法比,我从没见过这样令我眼花缭乱的书,好像一辈子都看不完。我常常蹲在刘爷的书摊前,眼睛发亮地一遍遍看书皮,心里想,等我长大了能像刘爷一样富就好了,有那么多的小人书,一辈子看不完。
每天放学,我磨蹭在刘爷的书摊前,翻翻这个,动动那个,看着某一张封皮发呆。我叫他爷爷,听母亲说他姓刘,我就喊他刘爷了。刘爷是位胡子花白人高马大的瘦老头,他坐在柳树下,坐在马扎上,像城隍庙门口的烟熏香燎过的半截石狮子。他很少站起来,他的一条腿不大好使,上学校院墙根那儿解手的时候,身子晃晃歪歪,看起来脚跟不着地,时时要栽倒的样子。我替刘爷照看摊子,摆好没放端正的书,折角的展开,被风吹乱的书页合拢上。刘爷卷又细又长的纸烟,一支接一支,齐齐地码在一个黑黢黢油了麻黄的铁盒子里。刘爷喜欢摆弄怀里的一块亮晃晃的东西,系半圈白链子,有太阳的时候,那摩挲在手掌心的圆盘东西扎人眼睛。刘爷睡着了一样阖了眼微颌着下颏,一种谁也不懂的笑显在脸上。我撮起一捏碎烟丝撒在裁好的长条烟纸里,用大拇指和食指搓起来,一头细,一头粗,最后撵个结,规规矩矩地放在那个铁盒子里。刘爷的两根粗眉毛总是绞在一起,眉帘下隐着的眼睛眯得很慈祥,叼起一支烟慢慢地吸着,有时从哪个衣兜里摸出一块发黑的四四方方的咸豆腐干嚼着,又摸来一块给我。我是不要的,待在那儿不好意思地盯着小人书看,刘爷就指指那一地的小人书说,嫚,想看哪个看哪个。
我再也不屑家里的那些小人书了,得了白看刘爷小人书的机会,更加勤快地帮刘爷卷纸烟,给刘爷数钢蹦儿,一有运煤的大车轰隆轰隆跑过,立刻拿起抹布擦拭蒙在小人书上面的一层灰。
刘爷最爱吃的是煎饼卷大葱,他天天吃煎饼卷大葱。他嘴里没有几颗牙,卷起的煎饼要在口里扯来挣去呲牙咧嘴一番才咬下一截。我常常分得一卷,却是不吃的。刘爷说怎么不吃,我咕噜着肚子摇头,心里嫌刘爷的手脏。刘爷的手又丑又黑,我从没见过这么难看的手,跟我们家下蛋的芦花鸡的黑爪子一模一样。我亲见他擤过鼻涕后,手在鞋帮上蹭,随后撸了两把葱叶裹在透黄的煎饼里。如果刘爷逼得急,不好回绝,我就假装揣进衣兜里,趁他不注意扔进不远的大壕沟里。
和刘爷熟了,可以每晚拿回两本回家摹,那时侯,我跟姐姐迷上了描小人书上好看的画,这得额外有新本子才影透得过来。母亲为着钱愁展苦脸,我们是不能跟大人要新本子画着玩的,这总不是正经的事。何况,我和姐姐每人3块钱的学费已经害得父亲母亲夜夜的叹息了。那时父亲的案子没翻,深居简出,母亲只能四处打短工借钱,借了又还,还了再借。家里唯一不缺的是一摞一摞的小人书,这些皱皱巴巴,有的没皮没尾的小书,现在想来,是抑郁的父亲用来排遣寂寞的吧。
家里的那一些小人书也能摆个地摊的,我想。刘爷每天赚八九毛钱,我和姐姐只消进得二毛,三毛就够了,租一本1分,租3本2分,刘爷就是这么个租法。我们的摊子在学校大门另一侧摆开了,也选在一棵大柳树下,热天遮荫,冷天避风,只是跟刘爷的摊子比整整短了好大一截。我没有心思帮刘爷卷纸烟了,一门心思守着我的摊子,可是两天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来租小人书。直到,刘爷把他的一些小人书分给我们,说是不中看了的他早就想当引火柴烧了,这使我们的摊子才像那么回事些。果然,有人来租书了。刘爷笑呵呵的包着他的纸烟,依旧那么瞌睡了似的鼓捣他胸口发亮的东西,从柳树叶隙漏下来的金色光束在他脸上跳耀。
母亲说,你这孩子那是抢你刘爷的生计呢。啥叫生计,小孩不懂,母亲也没太阻拦,想来,那几角钱对家里很重要吧。父亲却坚持要我们把小人书摆在学校斜对过的供销社边上。每次,母亲煮了几穗玉米或烙了两张面饼来,一定要分一半先给马路那边的刘爷送去。
供销社门口看书的人少。那里小孩少,大人有闲工夫看小人书的毕竟不多。我和姐姐把赚来的一点钱陆续添了新的小人书,像《林海雪原》《杜十娘》《杨门女将》《牛虻》,连刘爷那儿都没有呢,吸引了好多小孩来看,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最多的时候,一天挣来1块2毛钱。等到放寒假,我有跟刘爷差不多少的小人书了,摆了好大一爿地场,这时我才注意上刘爷好像很久没摆书摊了。我像刘爷一样富了吧,可我没觉得怎么富,这真奇怪。
那一年冬天,快过小年的时候,下了罕见的大雪。一天夜里,深更半夜的有人敲门,父亲和母亲匆匆的跟了去。过了一会儿,母亲重返回来,带进满身的寒气,叫醒熟睡的我,说你刘爷不行了,要看你哩。一想到要去见一个临死的人,我怕得要命,惧外面的冷,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赖在被窝里就是不露头。最后,母亲一个人出去了。
早上,父亲疲惫地扛了一大箱子的小人书回来,母亲掏出一块亮铮铮的东西,一串白链子哗啦哗啦掉了出来,这是刘爷的。母亲抹着红肿的两眼说,你刘爷给你的,他要你好好念书,要你把摊子摆到学校门口去。父亲脸色凝重,说了两个字:好人!
后来我知道,刘爷老家在山东济南。三个儿子个个有钱。一个在镇上放高利贷出了名的狠,一个开一家很大的赌馆,一个在省里做大官,至于什么官,没有人知道,刘爷不说。刘爷万里长征过,打过日本鬼子,不利索的腿是鬼子的弹片嵌里面没及时取出来落下的疾。这块闪闪发光的稀罕物,刘爷的怀表,有人说是他家祖上从光绪年间传下来的,有的说是他和老婆的订情物,他老婆既漂亮又有钱,跟国民党的一个军官去台湾了,也有人说这怀表是彭德怀元帅奖给他的。这一切,谁也说不清,刘爷死了,死在异乡他多年一个人住的茅草棚里,那是农机公司一间废弃的仓库,四面通风,一下雨,门口就没有了路。刘爷临死的时候,只有我的父亲母亲和五保户王大爷在场。
每年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