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劣根性是一个谎言吗？(国民性篇)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
最早听到摩罗的大名，是在朋友的论文里。文章中提到孟繁华和李新宇先生曾为摩罗群体,是属于知识分子还是无产者写作而发生争论。当时，摩罗先生好像是某个中学的语文老师，他在《耻辱者手记》里，为被损害、被侮辱人群发出痛彻心腑的呐喊，激烈地抨击强权,争取个人尊严的灼痛，曾经引起我强烈的震撼和共鸣。时过境迁，摩罗先生现在已经成了某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一本《中国站起来》让摩罗先生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摩罗先生在书中完全颠覆了鲁迅和五四精英关于国民性批判的功绩，认为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肇端，五四精英在摩罗先生的笔下一瞬间成了“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这确实是惊世骇俗耸人听闻的论断。
据说，摩罗研究西方殖民史后，惊呼：“西方人批评甚至污蔑中国人是蓄谋已久的，是潜藏着殖民中国的祸心。其实，中国人并没有特殊的国民劣根性，国民劣根性正是西方人亲手打造并由五四精英亲手戴在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这很有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惊喜，原来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西方人制造的谎言，似乎，摩罗先生就是《皇帝新装》里的孩子，道出了一个蒙蔽国人100多年的真相。
此言乍听当然很令人兴奋，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只要证明是他们的蓄谋，我们的“精神枷锁”从此可以卸掉了。但大家知道，欧洲人对中国的评价并不是单一的批评声音，事实上，自17、18世纪以来，西方的“东方学家”对古典中国是表扬远过于贬斥。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欧洲的模范》这部书，看一下著名学者狄德罗、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评价，“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模仿他们啊。”“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惟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可以看出，外国人并不是全都是批评和污蔑中国人的，相反，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名不副实的描写和高度评价，很让我们惶恐和汗颜。据说，这是西方人为了自己的发展，故意美化别的国度，以促进自己国家的奋发上进，也就是世人所谓的“打棍子理论”。
当然，也有部分欧洲学者则对中国文化抱有批判的态度，如黑格尔、孟德斯鸠、尼采等。不管是批评也好，还是赞美也罢，我们只能根据他们所说的是否符合真相，来判定其论断的科学性。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指出我们的缺点，而指责其包藏祸心，相反，也不能因为对我们有大而不当的美誉,便把他们当成忠诚的朋友。我想，这是一个成熟知识分子所应抱有的最基本心态。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中国的评价呢？我想，这里主要有文化的解读问题。不同文化之间隔着一无形的墙，要真正了解一种陌生的文化，特别是在文化交流很少的情况下，谈何容易。17或者18世纪，外国人对古老的中国有一种好奇的心理，难免加上自己的想象，把中国想象成心目中的理想之国。这种误读，正如马可。波罗把爪哇的犀牛，认作是欧洲传说中的独角兽一样。19世纪后，随着双方的交流日益频繁，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越来越多，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日益加深，就像黔之驴最终被摸清了虚大的底细，再加上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而中国仍处在闭关锁国的蒙昧落后的生产关系里，西方人对落后于自己的古老国度卸去了神秘的色彩，于是，便更多地读出了中国人的缺点。这种解读与其说是殖民者“蓄谋已久”，不如说随着形式的发展“水到渠成”。那么，中国人的劣根性为什么不是由中国人自己发现，而更多的由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肇始的呢？
一则伊索寓言说：鱼所理解的飞鸟就是空中能飞的鱼，鱼所理解的车辆，是鱼的肚皮下长出了四个轮子。也就是说，人们经常会按照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和自己，特别是对古老的文明国家来说，都难免挣脱不了“我族中心主义”的趋向。因此，在没有任何参照系的情况下，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得郭宏安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民族要想真正认识别的民族，要走进别人的文化墙内，从里边看。相反，一个民族要真正认识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文化墙，从外边看。因此，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墙内是不够的，所谓久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也许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找到国民性的弱点，必须站在自己文化的墙外，才有能打破我们自己的固有文化观点，用一种崭新的文化价值标准加以判断，这样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而作为第一位常驻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就是因为站在“墙”外重新评价中国人和他的文化，而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甚至一些顽固文化分子认为他出任对外公使，就是“事鬼”，于是，“湖南人耻与为伍”，一些激烈的“爱国愤青”欲焚毁他的祖屋。可见，作为中国人，一旦做出一个在他们看来不符合旧有思想观念的判断，必定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的反弹和镇压，“几乎无路可走”。而传教士们则从自己的文化走出来，进入中国文化的内部，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道德的痼疾，看得比一般中国人都要清楚许多，并且，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说出真相所面临的攻击相对较少。因此，我们自己对国民性的反思反而在传教士之后了。
那么，由西方人肇始的对中国人气质和性格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呢？摩罗先生没有从正面加以反驳，只是说传教士和五四精英所批判的国民性，是普遍的人性，而不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摩罗说：
他们所批评的这些所谓“国民劣根性”，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特性。这些本来能用人性论解释清楚的普遍性问题，全都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偷换为中国“国民性”的特殊性问题。这一偷换就将人性中的罪恶因素全部转换成中国国民的罪恶表现，这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歧视中国、奴役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
据说，莫罗先生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原来所谓国民劣根性是世界人民共有的，而不是我民族独有，如此一来，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就是普世劣根性，不，应该说是“普遍的人性”。因此，我们的国民大可以欣然而安了，中国人终于可以在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