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师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1978年7月高中毕业，大学没考上，暑期里，我参加了县教育局组织的民办教师招聘考试，在当时的公社里成绩是前几名，费了几番周折，由村推荐，公社教育组考察，学校试讲，9月走上了三尺讲台，到1981年9月上咸阳地区乾县师范，整整当了三年民办教师。
去文艺村学校前，先到村小学听了几节我小学老师鲁延安的课，记得我拿着本子边听边记，要当老师了，就特别注意鲁老师的言谈举止。在文艺村小学，试讲了一节课，记得是几何定理证明，底下有几位老师听课，下课后吴平校长说：“行。”我便当上了民办教师。每月生产队记三百份工，算是全劳，上边发五元人民币，是对当教师的补贴。所谓民办教师，顾名思义就是人在学校教书，由生产队记工分的教师。大字不识几个的父母，当时很高兴，说：“俺儿子吃轻省饭了，比他爸他妈一天到晚‘面对黄土背朝天’戳牛胯骨强。”
文艺村学校是县里最古老最著名的学校，建校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光绪32年，由生员张子嘉和同族张鲁岑捐房捐地创建的“自强学堂”，1912年，学校改名为“私立苍溪小学校”。可能因文艺村东边有一条苍浪小河而得名。现在能看到的历史遗迹就只有“苍溪始祖子嘉鲁岑两先生纪念堂”了，人们平时叫“大礼堂”。礼堂前方，有一座纪念碑，保留了这所学校最原始的痕迹，从创校缘起到各届学生中的佼佼者，如韩兆鹗、赵寿山、黄菊仁、张自谦等，尽刻其上。民间广为流传“文艺村挑粪笼子的都是读书人哩……知识分子！”可见其功劳和影响。能到文艺村教书，我感到十分的荣耀，但也怕，担心教不好书。
学校里的师生，常常津津乐道著名抗日名将关麟徵的在苍溪小学读书的故事：关麟徵原名关志道，聪明俏皮捣蛋，喜欢舞枪弄棒，有次张校长批评：“关志道！你日后如果能把书年成，把驴骑到我门前来！”抗日战争胜利，关将军回家省亲，专门步行几里路，看望他的老师。据传，张老师不愿意见，翻家的后墙跑了躲僻。
在文艺村学校，我代过中学语文政治还有生物，也代过早操，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体育。学校安排我住在新建的会议室里的套间。会议室共四间，中间两间放两张四方大办公桌，平时当做乒乓球台。东边一大间校长居住，西边一间扎垒两个房子，我住北边，董文成老师住南边。房间有六七平方米，支一张破旧不堪的烂桌办公，一个三条腿的圆凳子，靠山墙用木板支一张单人床，粗糙的麦草墙面糊上报纸。窗户没玻璃，用白纸从里面糊了，外边横竖钉几道二指宽的铁皮，算是防盗。房间只有一只灯泡，25瓦，灯光不亮，就把灯泡落低，用硬纸在灯泡上边绕一圈，做个灯罩聚光，看书备课批改作业。碰到停电，就点着墨水瓶做的煤油灯。
到十一月，天气寒冷了，有老师提出在房间盘火炕取暖，校长同意。我和张平理老师合伙，打胡基盘炕。火炕只有一米多宽，两米长，因为我们都是外行，盘的炕面很不平整。有个姓马的小学生用小手在炕面上的空中，摇摇晃晃了等当一圈，口里念到：“这就叫哪，崎岖不平！”神里神气，活灵活现。当时觉得异常好笑。
炕盘了却没有烧炕的柴火，隔壁董老师的妹妹常常用担笼从家里提来柴火，也从队里的大麦草堆撤来麦草，给我分点，但这是权宜之计。再就是麦草烧炕，不耐热，前半夜热后半夜凉。下雪了，后半夜人冷的绻一蛋子，受不了。初中学生，不少人是我的同学，恢复高考制度后，决心考学，就搭初中重读，从头学起。他们课余时间或晚上下自习后，常到我房间，喝口水，吸点墨水，有时也坐炕暖暖脚。我说没有柴烧炕，有人就提出，到外边掐。商量结果是下自习以后再晚一点到地里去。有天晚上，夜深人静，几十个人跑到显落村附近，每人抱了一大捆玉米秆，掐回学校。有天下午，吴校长向我打招呼：“用你的柴，烧我的炕？”我慷慨曰：“掐，烧！”
有一次例会上，校长严肃批评:有个别年轻同志，和学生在一起没大没小，老师和学生的没有区别。要知道你现在是教师，教师就要像个教师的样子！现在，虽然没了师道尊严，但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他举例说学生进老师办公室不打报告，脚把门一踢就进去了等等。我觉得校长是没有点名的批评我，给我留了面子。当时年轻气盛，窝了一肚子的火。
刚开完会，进了房子，老同学闫胜理来寻找我，没有打报告也没有敲门，而是一脚把门踢开，门在界墙上碰得“啪”地一声，特别响亮刺耳。我回头一看，非常生气，随手就是一个巴掌，重重地打在了老同学现在又是学生的脸上。我的同学学生，惊讶万分，摸不着东南西北。我怒吼：“出去！滚出去！”那天，闫胜理运气不好，恰巧撞在了枪口上。后来我也很后悔，向他做了道歉，说明事情的原委。
在文艺村当民办两年。有几个公办教师和外村的民办教师在学校起火做饭，那时大家还没有单独做饭的习惯。学校和村上协商，请来了学校近东边大柏树下的党家婆娘，来学校烧水做饭。吃饭的轮流管伙，大家从家里带来面粉玉米糁子，在空地种菜，偶尔也买点肉改善伙食。就几个人吃饭，还闹意见，谁拿来的面白了黑了，伙食不好，盐酸了醋淡了，常听议论鸡毛蒜皮的事。那时自己年轻，心不在焉，脑海里浮现毛主席的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党家婆娘，娘家好像在东北，说话口音和我们有差异，我觉得好听。她性格开朗，脚底下勤快，麻麻利利，人缘不错。她家里要打井，我们都去帮忙。她的女儿小我一两岁，长的秀气，却考体育学院，经常看到她刻苦训练，满头大汗的样子。有空也来学校，帮母亲用扁担担几桶水，忽闪忽闪。她的儿子上初中，有次上课，他头埋在课桌下看《荆轲刺秦王》被我发现，我把书夺过来扔到窗外去了。他以后考上了警校，工作了见过几次面。
那是个拨乱反正，火红的年代，青年人你争我赶，万马齐集高考独木桥。有个民办教师张女士，比我大几岁，她考理科，上了分数线没有被正式录取，我们在一起教书，在一起复习。受我的影响，她又决定考文科，文科上线了又没有正式录取，已经成为大龄女青年的她辞去了民办教师职务，和当兵的未婚夫也解除了婚约，又到高中补习，终于再次考上了大学。
我教过一个姓黄的学生，他舅家成份不好，四个舅舅，恢复高考制度以后，陆续都考上了名牌大学，他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