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打更，不是古时候巡夜人每隔一更就打梆或敲锣报时辰，而是七十年代，每逢夏秋季节，生产队的粮食堆在打麦场上，每晚派几个人去看护，怕饥饿的人偷了去。
那年月，打更大都是村里的青年小伙子，按人编组，一般每组2—3人，逐晚轮换。打更是好多人都愿干的，因为不但生产队给工分，而且几个人在一块儿可以谈天说地，一消白天干农活的疲劳。每当晚饭过后，打更的人只要一人在村头喊一声：“打更走了——”其他人或掂条席子，或夹条被子，都在打麦场上聚齐了。那时我大概只有十来岁，常常跟了叔叔们去打更，领略了不少打更的乐趣和发现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夏夜的打麦场上，清凉而幽静。我们在小山似的麦堆间的空隙里拣一处地方，扫净了，铺下席子，赤条条躺在上面，全身被融和在麦秸的香气里，任微微的夏风吹拂，身上掠过阵阵凉丝丝的惬意。心异常地静，仰脸躺在席子上数着天上的星星，不再想白天老师讲的那烦人的“鸡兔同笼”。远处的山林里不时传来猫头鹰的鸣叫，在空旷的山谷里显得格外响亮。停上一会儿，打更人就要起来在打麦场四周转一圈，看是否真的有贼。在静谧中，叔叔们便开始讲起了故事，每人讲一个，他们都是讲故事的好手，每个故事都让我着迷。他们讲《牛郎和织女》，讲《诸葛亮草船借箭》，有时也讲“鬼”的故事，吓得我直往他们的怀里钻。轮到我讲故事了，就瞎编一通：“古时候，一个叔叔带着他侄上山砍柴，叔叔总是用“狼来了”吓唬侄，侄心头好恼，就偷偷把叔叔的馍里挖出一个小洞，里面塞满石子，待叔叔砍柴饿了去吃馍时，猛咬一口，“咯嘣”一声，叔叔的牙掉了好几颗……”不等我讲完，叔叔们都用手去我的胳窝里搔，痒得我“哈哈”大笑，满地翻滚。
秋夜的打麦场上，已是凉意浓浓。场上堆着玉米棒子和豆子，一堆一堆。这时打更就不能睡在麦场上了，否则，半夜里的秋霜就象下了一场小雨，使被子湿乎乎的。我们就在打麦场上的豆秸垛上掏出一个两米长、一米宽的洞来，然后在洞里铺上席子，放下被子，三、四个人躺在里面，暖烘烘的。这时，也免不了要讲故事的，讲故事是打更睡觉前的一个重要内容。有一天晚上，月光很明，我听完故事，走出豆秸洞去撒尿。我忽然发现玉米堆后有一个人影在晃动。吓得我正要张口大喊时，那人影突然跑上来拉住我的手，“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村里的狗爷。狗爷几年前就死了屋里人，他拉扯着五个孩子，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母亲，全家只靠他一个人挣工分，那时，一个劳动日才值一毛钱，尽管他每年拼死拼活地干，但还是欠款户，一口人只能分七八十斤粮，这点儿粮食哪里够他们吃呀!所以年年总是青黄不接，吃了上顿没下顿。“孩子，可怜可怜我，千万不要嚷，爷给你跪下了。”我手足无措。那时，谁偷了队里的东西，逮住要批斗的，让你永远也抬不起头。村里的兰嫂子就是因为孩子饿得嗷嗷叫，偷了队里的一个萝卜，被逮住了，召开群众会批斗，最后含羞上吊而死。我透过月光，看见狗爷满头白发下，覆盖着一张多皱而苍老的脸，一副凄楚的神情，那只昏黄的眼珠子正向我发出可怜的哀求。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我扫视一下四周，空旷的月色下寂静无人。我迅速拉过狗爷的布袋子，用最快的速度帮狗爷装满了一袋子玉米穗，压低声音对他说：“快走！”狗爷慌忙扛起袋子，一溜小跑，消失在夜色里。等不见了狗爷踪影，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进了豆秸洞。叔叔们问我：“怎么这么大时候？”我答道：“拉屎哩。”停了两天，我见狗爷的孩子们吃上了玉米面窝头，狗爷每见到我，总是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这一隐秘一直隐藏在我心底二十年，从没向人透露过。
如今，再不用到打麦场上打更了。当年的狗爷早已谢世，狗爷的孩子们已成壮年，都过上了吃不愁、穿不忧的生活。但二十年来，我时时记起在打麦场上打更的情景，想起狗爷那凄楚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