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有幸随衡水市金融学会赴贵州考察团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听说在会址旁边还有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旧址，我们怀着寻根的情愫慕名而去。
旧址位于遵义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这是一座东、西、北楼环抱，座北向南的院落，建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原是国民党黔军25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也是当时遵义城中有名的当铺。坡屋顶覆盖着小青瓦，二层木阁楼穿斗屋架，墙壁、楼栏一色猩红，红光耀眼，展现出浓厚的黔北民居建筑特点。
一进大门，不大的庭院中塑立着一组雕像，说明牌上标明是林伯渠和毛泽民同志。雕像用青铜筑成，林伯渠同志和毛泽民同志面对着面正在促膝攀谈。毛泽民左手拨拉着膝上的算盘，右手掐算着手指，看神情，好象是向林伯渠汇报着或者研讨着工作。林老则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注意地听。他们是在计算着什么拟或核对着什么？是清点红军的财务进出多少？还是盘算着军队的开支能维持多久？不得而知。雕像四周几盆油松和常青植物，使肃静的小院现出勃勃生机，象征着前人开辟的事业永垂史册，万古长青。
1931年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委派毛泽民同志任行长。自此，在中央苏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崭新的金融体系，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反对国民党军“围剿”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我曾经参观过，条件非常简陋，几间低矮潮湿的房子里，楼下放着几个破铁皮柜，几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用铁丝捆绑加固的算盘，让人难以相信，这即是国家银行的办公室全景！楼上是毛行长的住室兼办公室，木板床上放着薄薄的行军被，一张破旧的木桌上摆着一把算盘，斗笠、蓑衣挂在墙上，好象随时既要出发。
1934年10月中旬，国家银行的14位同志编入军委直属纵队15大队，几百人轮流着一百多副担子，抬着黄金、白银、银元和印票子的纸张、机器、由一个连护卫着开始踏上长征路，被人们誉为“肩挑的银行”。看着林老和毛泽民雕像刻画的那瘦削的面容和破旧的军装，仿佛身上还弥漫着呛人的硝烟，肩膀上扛抬机器压皱的折纹还没有展平。一路上，他们在“国军”的飞机、大炮的堵击下，辗转千里，历时两个多月，保护着红军的全部资产来到了遵义。
红军攻占遵义后，国家银行便临时驻进了这个院子里。为了在后勤上保障部队的给养，中央决定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兼任主任，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兼任副主任，他们分别住在楼下办公。林伯渠住东间，毛泽民住西间，中间客厅兼做办公室。因为宅子的主人闻听红军进了遵义，仓皇脱逃，连床上的被褥都没来得及收拾，所以林、毛的卧室比之瑞金显得十分“豪华”。北面是红漆木阁床，床下有一火盆取暖，靠窗是一张考究的“办公桌”，桌上放着一把算盘。银行管理科、发行科、出纳科、会计科和没收征发委员会办公室则分别在北楼楼上和两厢东、西楼下办公。
没收征发委员会的任务是掌握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党对土豪劣绅的政策，征粮筹款，补给部队或散发给人民群众。没征委员会和国家银行的同志利用部队休整机会，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货币发行和回笼工作。当时，红军指战员每人只有很少的零用钱，为让战士们在遵义城内能买到一点征途中必需的小物品，银行决定公开发行苏区印制的钞票，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由此，遵义也就成了红军长征途中唯一发行纸币的城市。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的纸币有壹分、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元、贰元、伍元、拾元等10多种，此外，在发行银币券的同时，还发行一些贰角银质辅币。票币的图案正面大多是红五星、镰刀斧头、谷穗，还有马克思、列宁的头像等，背面有地球和梅花图样。综观整个票面设计，突出了中国红军是马列主义指引下的工农武装，特别是梅花图案喻示了红军凌霜傲雪、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
考虑到部队离开后苏区货币就不能使用的情况，也避免敌人对使用苏币的群众刁难、迫害，即以国家银行名义发出布告：欢迎社会各界群众兑换苏币，并在狮子桥、丁字口、万寿桥等处没立兑换点，桌上堆入着银元、食盐和烟、茶等实物，让群众自由按市价进行兑换。如在苏区时一斤盐要一元，这时一元就可买七斤盐；一元苏币到国家银行换一元二角现洋，也可换二元国民党发行的票子。在旧址二楼上展出的《肩挑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长征在遵义》专题陈列柜上，有一张特殊的“钞票”引起我的注意。印刷粗糙的票面上注明：二十斤干谷折四十斤八两米，凭券兑取。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效益相当可观，足可翻一番。我想，这应该是我党和政府发行的最早的债券之一。
由于货源充足，买卖公平，红军所用的苏币，均可按日兑现，因此，遵义城内大街小巷的商站、面馆、酒楼、书店均门庭若市，比以往莫不利市三倍。广大群众从历史上军队过境强行推行的多如牛毛的各种“货币”，用过后又变成废纸的情况，与红军在遵义的做法相比，深深感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英明伟大。这不仅维护和提高了苏维埃币的信誉，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污蔑宣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同时，也维持了红军的经费开支。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虽然在遵义只存活了短短的几天，但是，她却成为我们金融工作者心目中的“麦加”。当红军决定撤离遵义的前夕，中央没征委员会和国家银行的同志通宵达旦地为群众办理兑换工作，一时间，遵义城内灯火通明，银行同志熬红的双眼和着帽子上的闪闪红星，熠熠生辉。许多群众见红军如此为群众利益着想，舍不得将手中的苏维埃币拿去兑换，便珍藏起来作为纪念品。遵义解放后，群众又把一张张、一叠叠冒着白色恐怖留存下来的苏币，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成为我党、我军模范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见证。
出了纪念馆，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那红色的阁楼，闪烁着眩目的光芒。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到中国人民银行，从“肩挑的银行”到共和国的中央银行，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啊！如果说长征是人类一次空前绝后的壮举，那么中国人民银行的成长史又何偿不是一次特殊的长征！征途上，有险滩，有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