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草》和《若水》杂志先都后发表了老仲先生的《时代呼唤文学的风骨》一文，读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老仲文中的许多观点，鄙人实在不敢苟同，所举论据既不能证明其观点,更让人感到勉强唐突，因此，有必要与老仲先生商榷。
老仲文中提到的文学问题，实在是个大题目，按说我等才疏学浅，理解力低下，讨论该话题难免贻笑大方，幸好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家对文学这个概念或者说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给了一些现成的答案：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学是“神思”的产物；列夫?托尔斯泰的回答是“艺术是人与人相互之间交际的手段之一”；叔本华的回答是文学是“一门借用字词把想像力活动起来的艺术”；马克思对文学的解释是“文学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是一种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作家、理论家的回答是不同的，这种种不同的回答启示我们：文学是与人所生活的时代、人的心灵所包含的内容、人与世界所构成的意义关系密切相关的，每个人对文学的理解方式、角度则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用一种单一的、不变的眼光去理解文学，也就不能理解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文学作为精神产物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是要利用它为自己服务的,统治阶级也需要文学。老仲文中说“所以权力最不喜欢的是文学，一部文学史就是文学艺术遭受折磨摧残以及文学艺术奋力求生的记录。”我们不妨以老仲举到的例子来说，屈原、曹操、曹丕、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这些人都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包括后来归隐田园的陶渊明也曾做过彭泽令，也曾是统治阶级的一员，这点老仲先生应该没有异议吧？老仲还提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出身没落贵族家庭，曾以医药行会代表的身份被任命为费罗棱萨六名行政官之一，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上述这些人都拥有一般老百姓难以企及的权力，又都是在文学史上可以称为大家巨匠的，难道他们都不喜欢文学，甚至摧残文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千年文学史上，能够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是些什么人呢？显然主要是官僚士人、富商巨贾、地主豪绅及其子弟，只有他们才最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进而“学而优则仕”，进而有闲暇吟诗作赋，创作文学作品。平民百姓从早到晚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去欣赏文学作品，更没有能力去创作。为什么旧中国的茶馆里说书人有一席之地，就在于老百姓没有文化，《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等文学作品不能通过阅读去了解，只有听说书人添油加醋尽情发挥，听者还乐听不厌呢。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大众有了权利和条件接受教育，文化素养提高了，也才能够直接鉴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不再是过去少数统治阶级的专利。说书人的淡出也与此有关。
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是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密不可分的。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人民群众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物质生活富足的基础上，文学艺术等精神粮食也就自然而然地上升到重要位置。权力与文学并不总是相悖，文学对权力有着双重的作用，当文学作品是为巩固权力摇旗呐喊，则这样的文学为统治阶级所主张、宣传、支持；当文学作品的倾向是反对、鞭挞统治阶级，则这样的文学为统治阶级所诟病而遭打压、批判、禁锢。这在各朝使然，各国使然，有何怪哉？一句统治阶级不喜欢文学，甚至摧残文学显然是片面的。
老仲文中还有许多站不住脚的观点，比如“作家不幸文学幸”、“真正的艺术特别需要世俗坎坷的滋养”就很有问题。作者的个人际遇与其作品好坏关系不大，只能说有可能影响其创作风格。就拿杜甫与李白来说，杜甫由于身处社会下层，目睹老百姓的艰辛，感同身受，其作品风格更多的是体现现实主义；而李白相对而言，家庭条件较为优越，曾经身处上流社会，其作品风格则体现浪漫主义的居多，而李杜诗文同样流传千古。“作家不幸文学幸”、“真正的艺术特别需要世俗坎坷的滋养”，以老仲的逻辑推理，现在之所以没有出现“大师”，那肯定是文学家们太有幸了，文学家要想有流传千古的大作，需得请求当局迫害，否则当不了“大师”，或不配当“大师”，作家们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自己作践自己，这岂不荒唐吗？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老仲文中引用的论据。首先说屈原。屈原出生于战国时期，他是楚王的后裔，二十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当然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了。他在政治上主张厉行法治，任用贤人，因而得罪了当时腐朽的贵族，再加上秦国采用离间计，使楚王不再信任屈原。公元前二七八年，当秦军攻破楚国都城郢都，屈原忧愤交加投江自杀。屈原之死，让人扼腕叹息，但绝不是因为文学创作而受到老仲所说的“折磨摧残”，更多的是政治斗争失败而导致身心憔悴，坚贞的屈原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其次说司马迁。司马迁受宫刑也不是因为写《史记》获罪，其受刑在前，完成《史记》在后，在此不再赘述。
其三说曹操、曹植、曹丕、孔融。顺便澄清一下老仲关于曹植“遭受魏文帝和魏明帝两朝皇叔的百般迫害……”的辈份错误，曹植与曹丕（孝文帝）是兄弟关系，曹叡（明帝）是曹丕之子，也就是说曹植才是曹叡的叔叔。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可以说是引领魏晋文学风骚。鲁迅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谈到了三人的文学成就和见解，说曹操文风清峻，曹丕文风华丽，还说曹丕、曹植、曹叡都是喜欢文章的。曹植之受其兄排斥，更多的还是因为卷入了权力争斗的漩涡，与其文学风格、见解、成就无关。至于孔融，鲁迅在同篇文章中对他作了大段的描述和分析，从鲁迅的分析来看，孔融也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空谈家。其实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将孔融列为“七子之首”，对孔融也有一段评价：“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可见曹丕对孔融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孔融做人与其做文章一样“理不胜辞”，也就是说词美而理不足，好空谈而不求实。由此观之，孔融之见杀，非其为文之错，乃其做人之误也。
其四说苏轼、王安石、司马光。这三位都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大家，在文学上都很有建树。正如老仲所说，苏轼遭贬，是因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岂止是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