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流的思想家，有渊博的学识，有理想，客观、公允、宽容、忍让，对真理的追求执着。如胡适，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多党执政，反对个人独裁，在大陆如此，在台湾亦如是，蒋介石在台时连任总统，而且进行欺骗性的无记名投票，胡适是极力反对的，还有雷震《自由中国》胡适是向蒋介石进谏了。他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可贵的独立性；
二流的思想家，学识深厚，敢当担，肯学习，能接受正确观念，敢于修正自己的观念，不固执，不断地追求，对理想能坚持不懈。如陈独秀，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主义前，对林肯的bypeople还是接受的，他命名为“由民主义”，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他反对在一个贫弱的国家单独实现社会主义，主张让资本主义有个发展过程，晚年他对苏联进行了反思，反对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倡言党内民主，苏联的崩溃他早已预料到了；
三流的思想家，对社会思潮有清醒的认识，对于社会不公现象能勇于批判，有个人见解，但缺乏深度，如皮鞋匠只能修修补补，他没有做鞋子的技术，更不能设计出流行的皮鞋款式。如鲁迅，他能对当权者无情批判，但没有能力指出其批判的根源和改良的方法。鲁迅当时无情的批评了当时的当政者，可是他的论敌却有很多左翼分子，比如“四条汉子”，还有“杜荃”，毛泽东给了他史无前例的最高评价，郭沫若就说了：“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告鞭尸者》郭氏不会再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是“法西斯蒂”，是“二重反革命”，但鲁迅的学生胡风却在劫难逃。
我窃思之，当今一流的思想家，可能离开；二流思想家也可能隐身；三流思想家处于Q我吧，发言也不太多。但政治家的坛上，还是叽叽喳喳，那是“阳春白雪”。
（二）
历史不存在假设。如果一定要假设，我想那是求证者的一种无奈，希望其结论中获取某种急需的信息，或以为前车之鉴，或以为后事之师。《假如鲁迅还活着》可能发轫于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他在书中写道：“如果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罗先生却直率地说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都声。”当时黄宗英也在场，她在2002年7月份的《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给予证实。毛罗的对话是发生在1957年，那时鲁迅先生的学生胡风已成新生政权的阶下囚了。
关于鲁迅的这个话题，其实在1949年就有人问过当时大陆文坛魁首郭沫若，他不假思索地说：“那就根据他的表现，安排适当的工作”。我想1957年的毛罗对话，郭不会不知的。因而，“文革”中在纪念鲁迅时，郭沫若却改了调门，极煽情地说：“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他是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在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郭这次误读了毛的心思。因为1975年，毛泽东当面批评江青时就讲了“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后来，中央揭批“四人帮”的文件也引了这一条么，全国人民都知道。1980年中国正在走出“运动”阴影。国际友人罗伊生见到了茅盾同志，罗就关心的问题问了茅盾，其中就有关于“鲁迅如果要活着”的历史假设，茅盾是这样说的：“鲁迅是不会允许反革命、反党作品的”。那一年对于中国的左派人士来说可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死者长已矣，生者勿瞎猜。
（三）
抗日战争前夕，革命作家内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据胡风出狱后的回忆，当时郭沫若正在日本，是周扬派任白弋赶到东京，向他转达组织的有关精神。郭立即表示拥护“国防文学”，愿意做“党的喇叭”，为“国防文学”呐喊。此前，郭氏提出过著名的“留声机”论，认为革命作家应该做革命的、阶级的“留声机”。相比而言喇叭比留声机更形象，更传神，更具服从性。
不过周扬在上世纪七十年末还停留在“留声机”的状态。当时他与美籍华人作家赵浩生谈话时说，他只是“毛主席的留声机”。他还说过“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他的这个整风就是指“延安整风”。延安整风前周扬是在上海受到了组织批评来到延安的。到延安就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他的延安期间，完成了从“国防文学”到“工农兵方向”的过渡，也就是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化，其核心就是“结合”，与人民一致。在理论方面周扬比郭沫若稍胜一筹，其实周扬是将“留声机”、“喇叭”理论规范成了新体制下清规戒律的马前卒。所以毛泽东在丁玲企图打周扬小报告时，就当面批评了她，还说了你的组织能力就是比不上周扬的。
在“反右”时，周扬确实无愧于“留声机”的称号。1979年，周对当年是这样回忆的，“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帐！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1964年为了落实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周扬发挥“留声机”作用，积极布置开展“整风”。毛此时已锁定夏衍、田汉、阳汉笙，并进行了点名批判。毛对周扬打了一下预防针，试探性地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组织原则，使周扬绝不会心慈手软。不过不久他也“泥牛入海无消息”了，也成了资产阶级阎王殿的“二阎王”了。
从“留声机”、“喇叭”到“喉舌”、“宣传导向”，我们的舆论与新闻自由在步履艰难地跋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