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谈与怪论
知道奇谈怪论已经有些年头,也许自己在不经意间也会说一些类似的的话,当然不会在大众场合下那样煞有介事地说,总是在一些小的范畴说着玩玩的,本来国家大事偏就不是什么匹夫有责的事,但如果这个匹者若是和马儿一样
知道奇谈怪论已经有些年头,也许自己在不经意间也会说一些类似的的话,当然不会在大众场合下那样煞有介事地说,总是在一些小的范畴说着玩玩的,本来国家大事偏就不是什么匹夫有责的事,但如果这个匹者若是和马儿一样名贵的动物纠葛起来的话,那就是一小撮的人罢了,于大多数只知道家长里短的平民来说,是根本搭不上的。如此一来,象顺嘴乱说的且与主流语言相悖都是属于奇谈一类的,听着的或听不着的都会觉着无所谓,人言谓轻说的本意大概就是如此。就如同前一段时间说的“蝴蝶效应”这个理论,深究一下便觉着有点能商榷的价值,此岸蝴蝶一扇翅,彼岸便会掀起大风乎?多么形象呵。这能算是奇谈么,可能不那么简单,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点头称是呢?依我看此理论确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其中,过去在我们的历史中,确有几个那样的蝴蝶只是将翅膀抬了起来,并未真正地扇起来,就搅的神洲大地飞沙走石。但那是怎样的一只蝴蝶啊,怕是比大话西游中的蝴蝶精还要厉害千万倍呢?如此一说,这般的奇谈也是挺可怕的一种,但那是几百年才会出一件的事儿,象我等这样断然活不过百岁的人肯定一辈子只能经历一次,撞得好的,了不得碰个两次罢了。而怪论则不同,首先必须要有点先决条件,条件之一必须是不一般的人说出来的,象街头两个买菜的大嫂说的:操,菜这么贵,这日子没法过了。恐怕就会连一缕烟也不如的顷刻便散去的,片刻也不会有人记录下来。但若是物价部门的头儿说这话,怕是要引起极大的全民猜测,想象着马上什么价格怕是要下调之类的空欢喜一番。但我们的官员肯定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轻易是不肯那样随便地开口的,这不么,前几年有次普降大雪,雪封了门,青菜涨到了十几块一斤,才有人出来说话了,说了许多不中用的,也有几条类似于比较强硬的针对青菜的措施,管不管用不知道,反正菜价后来随雪渐止才平稳下来,因此不论什么话要看从谁的嘴里吐出来,有些人就是有从狗嘴里吐出象牙的功夫。
再一个就是要在公开的场合下说出来,也就是在一个大家都能听得到的地方说才可以,若是蹲在茅坑里,拿着张手纸,身边没秘书没记者怕是说再多的话也没用。所以必须走出那样虽必须去但必须不能长呆的地方,说出话来才不会有那样的臭气。在这种场合下说话,除非像大多数那样拿着别人拟好的稿子念出来,话说的四平八稳,既无主题也无个性,说了也就说了,如同每天必刮的风一样,今天与昨天没有本质上区别。虽是有掌声,也不会骤起什么波澜,若是有些臭气,也是密闭在厚厚的盖子中,一万年不掀开,也觉察不出丝毫的气味来。但凡是有点个性的,或者说急于要表明自己观点的,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大凡敢在公开场合下放话的,都可以列入非普通人中的不普通者,按现代时髦的话来说,属精英类的,既是精英那就不能再拿张稿子出来让人笑话了,必是将手肘撑在桌面上,嘴对着可以放大的筒上,或抑扬顿挫,或慢长斯理,总之说出来的东西有味道就行。
还有一个最为关键,那就是要有理有据,方才能一鸣惊人,官员可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所说出来的都是代表名义的调研产物,专家可以大搞学术研究,什么都可以用数据说话,既不是官员也不是专家富人那就可以二者兼而有之,反正三者为一家人,自不会说出两家话,所谓相得益彰指的大约就这层意思。如果要论证屁是香的,就可以举出一千个佐证和几万个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一定是屁中含有世界上最香的腺体,如果提取出来,那一定会让世界在充满阳光的基础上芳香四溢别有洞天。
这两年也许是政策过于宽松,给了人说话的环境,不,应该再精确些,给了某些人说话的空间,所以原来放在一起的奇谈怪论硬是拆成了两半,奇谈变成了人多不势众,说了也没用的境地。而怪论的频频出台,则使我们这个平静的社会硬是多出些热闹非凡的场景。相较之下冯小刚、王朔之类的贫嘴就显得大巫见小巫,不知道这是不是文化现象的外延,如果是那将是新世纪东方古国的一大奇观了。也怨不得时下相声之类搞笑的艺术不时兴了,大抵是因为现实中搞笑的语言太多了,让我们已然对笑已经麻木了么。
本人无暇一一评述那些可以称之为怪论的高人们,只是随便找几条出来奇谈一下,将来可能会有人将这些怪论收集一下,做为当权者的必读书,与心与眼都是一种格外地享受,搞不好还能应付什么干部每年必读几本书的任务。先说那个长相比较搞怪的北大孙东东,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偏偏对信访的事感起兴趣来,怕不是觉得对司法鉴定工作太枯燥乏味,心生芥蒂,才会找一些热门课题来跑偏一下,他的研究成果如下:“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这让我想起两年多前有一个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周东丰经过慎密研究得出过这样一个科学结论:“目前中国至少有一亿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我们虽已重视精神疾病的基础研究,但还缺乏对庞大患者群体的临床治疗和服务”。面对这些的怪论,我也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孙、周两个东东精神健康的有些离谱。如果将这两个结论合二为一,依此推论,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社区、自然村首当其冲的应该尽快上马建精神病院,不知道四万亿够是不够。在不久前取消的收容所立马可以改换门庭,变成精神病就可以了。用不了多久,那些所谓的“钉子户”等类似的人群也会毫无玄念地归并到精神病的序列之中的。
还有那个自称“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知名茅经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这确实是少有的妙论,理由说的极其充分,只有盖富人不喜欢的房子,才可能让穷人来住。那我们再来推一下,如果廉租房没有客厅、没有阳台甚至没有窗子富人是不是就更喜欢了,看来茅经济是揣摩充分了富人的心理,我们今后生产产品要想让百姓买,那一定要制造那些富人不喜欢的,汽车可以不安空调,大米可以加点农药、牛奶中可以放点三聚氰胺、医院可以给些过期药品等等,这些富人都不喜欢,于是穷人就能开上车、吃上米、喝上奶了、看上病了。这番话让那个房产巨头任老板格外地欢心,才有底气说出:“旗下只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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