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三日，我的父亲从我奶奶的肚子里走了出来，从此开始了他那命运多舛的人生。
父亲的出生给这个原本贫穷而苦难的家庭带来了一丝欢笑，也给奶奶带来了一些欣慰。父亲在家排列第四，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曾做私塾教师的爷爷似乎看到了这个贫苦家庭的希望。就这样，我的父亲，奶奶的儿子，在这个穷苦的家庭里享有特殊的优待——读书。
奶奶在养育了父亲之后，又相继生下了三个孩子。在这个只有三间屋子六个子女的家庭里，父亲的童年并不是快乐的。曾经断文识字的爷爷留给父亲最多的印象就是提着毛笔写那永远也写不完的毛笔字身影。这个丝毫不懂得生活艰辛的爷爷直接断送了前面三个女儿的读书机会，贫苦的家庭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三个姑姑的付出而有所改变。从大家庭里嫁过来的奶奶，从只知道绣花的生活中，伴随新中国的到来而日益不停的改变着，直至身上所有的贤淑全部被生活的艰辛洗磨掉，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小妇人为止。
父亲在艰难的家庭生活中念书至十八岁，就再也没有机会走进学堂了。文化大革命让他变成了一位红卫兵的追随者（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没有成为红卫兵），整天跟着大好的革命形势走。
在那样的时代，父亲能够念书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在他们那个年代，那么穷苦的家庭，那样的身份，那样的地位，实属不易。父亲在没有读书之后，也有了自己的梦想：既然不能读书考学校，那么就当兵。这在当时，象父亲那样的想法也是很能够让人理解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说来当时，我的父亲是我们那个队里面最有文化的人，一米七五的个头，相貌堂堂，除了家庭出生不好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完完全全就是当兵的料。我的父亲也参加过军检，而且过关了，新崭崭的绿军装也发到了父亲手中。激动得一晚睡不着的父亲在第二天被告知因为政审没有过关，不能够去当兵了。父亲当顿觉前途一片黑暗。当从黑暗中清醒过来，一下子明白自己这辈子都只能和土地打交道了，可是在这中间有他想不通的地方：队长的儿子军检没有过关，却穿上军装当兵去了。
父亲细细想来，自从队里同意他当兵，填表也好做什么也好，队长的儿子一直和他在一起，队长解释说，儿子读书少，很多字也写不起，同父亲一起填，以便父亲好帮衬帮衬他。后来，军检的时候队长的儿子没有过关。后来父亲才知道，队长的宝贝儿子被送到了部队上，除了名字不是父亲的，其他资料和父亲的资料是一模一样的。
当父亲得知自己当兵被队长做了手脚之后，气得从家里拿起一把菜刀就直奔队长家去了。事情的结果是我的父亲被抓到公社关了两天，到别的生产队做了十五天工才返回家里。在那段时间里，父亲阴沉了好久。
二
也许因为没有当成兵，父亲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好，竟然有了过写作的尝试。每天收工回来，就在煤油灯下读爷爷的老书，那些线装的黄褐色的充满油墨香的书籍安慰了父亲失落的魂灵，他开始写诗歌了。他的诗歌我没有见过，见过他诗歌的人只有一个——父亲的初恋情人。
父亲的诗歌征服了和他只有一墙之隔的黄三宝宝。可惜这个黄三宝宝的家庭与父亲的家庭是截然不同的。黄三宝宝的父亲是我们公社的乡长，从新疆回来的老干部。你想想，在那个要求又红又专的时代，我父亲还有希望么？当然没有！
但是听黄三宝宝说，贫苦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年轻人的浪漫。父亲每天晚上会把刚写好的诗歌用布包好，然后压在屋檐转角处的瓦片下面，随即吹几声口哨。那边的听见口哨声，就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出屋，悄悄的从瓦片下取走还带有体温的诗歌，然后躲在自己的屋子里甜蜜蜜的看父亲的诗歌，对父亲的感情就在这纸片传递中与日俱增。当双方家长察觉的时候，爷爷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告诫父亲不要做没有希望的梦。倒是我那可怜的黄三宝宝，被她爹爹一顿打骂之后，就再也不允许出屋了。没过多久，黄三宝宝便嫁给了邻镇的在外工作的一个男人，那个一年不在家呆几天，一喝醉就要打人的男人。
婚礼的风光刺激了父亲。从此父亲再也没有提笔写诗歌了。读诗歌的人已成了别人的嫁娘。父亲的诗歌生涯就此结束了。
前途的无望，爱情的遗落，让年轻的父亲对生活充满了失望，对社会的认识也更深刻。现实教会了父亲：一个人要是没有好的家庭背景，那么你必须有过人的真本事，才能在这个社会立足。
三
父亲选择了学木匠这门手艺。父亲二十岁开始学木匠。父亲的木匠师傅我见过，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头，待人很和蔼。我比较喜欢这个师公。
父亲学木匠是跟师学，什么也不带的那种，包括衣服都是师傅制的那种，就是师傅管穿衣吃饭没有任何报酬的那种。父亲跟师学了三年，三年内只有过年才回家，不知道是见不得黄三宝宝的憔悴样呢，还是因为师公的要求太严格了。一回家，要么躲在屋子里陪奶奶做事，要么就在庄稼地里呆一整天。据说黄三宝宝在没有结婚前，我父亲是一个爱说爱笑，很会逗乐的那类人，但是在我记忆里父亲是不苟言笑，遇到特别高兴的事情在有一丝丝不一察觉的微笑挂在脸上。
奶奶对于父亲的变化是非常揪心的，常在夜里长吁短叹。爷爷呢？也常在练字之余，说命该如此！命该如此！话虽如此，我的爷爷还是架不住奶奶的叹息声，给父亲的师傅，我的师公，写一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就是托师公帮忙为父亲定下一门婚事。
三年前，父亲一个人空手出门学手艺。三年后，父亲两个人回家，外加一个背篓，背篓里是父亲今后的营生家什——一套木匠工具。
母亲就这样来到父亲贫寒的家里。母亲的家庭很复杂，大约在母亲几岁的时候，我的外公，一个国民党的败落军人经受不住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浪潮，投江自杀了，把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留给了年仅十四岁的舅舅。我的外婆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从来就不知道盐米的她，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就是拿着一把笊篱，追逐着我的小舅做活的和蔼的老太太。我外公一家六口逃难过去，逃难过来，终于在一个乡间小镇落脚，却没有过上幸福宁静的贫寒生活，外公的自杀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人带着年幼的五个孩子过日子，在那样的岁月里，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的母亲很少提起外公。每当谈到母亲总是淡淡的说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想不通他在战场上能叱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