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这是司马光夹杂在史实中的一篇论的开头。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有183篇“论”，其中以“臣光曰”形式而写的、著作权属于司马光的“论”就有120余篇。诸论中不乏真知灼见，然而都不能跳出当时的历史局限，以及司马光作为一个封建重臣维护封建礼教和纲常的个人局限。司马光作为一个居庙堂之高的重臣，修官史，不站在官方的立场而站在民间的立场是不可能的。这种立场是维护当时统治的需要，也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需要，更是司马光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觅食”方式——生存的需要。这一点也不奇怪，如果不这样，反而出奇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通鉴的开篇之论，就是维护封建礼教纲常，并认为这是天子的职责所在（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维护礼教，必然要定名分，定名分就是定等级秩序，等级秩序一定，则天下稳定，一点也乱不得。礼教名分一乱，天下就乱了。
有了纲常名教作为统治的“思想”和“法纪”，天下就成了一种固化的东西，整个天下就团结如一个人，团结就能出力量，以致“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司马光把国家喻为一颗大树，非常贴切和形象。问题的根源在于：这样维护的国家不是老百姓的国家，而是一家一姓之国家。

君臣的名分有如天尊地卑一样不可更改（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一旦更改，就是乱臣贼子，天下人“共讨之”。所以，如果是有道之君统治天下的话，做臣子的宁可“死节”，也不可犯上作乱。死了都只能做一个老实的奴才，这样才能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
以现代公民政治的眼光来看，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各个阶层的人都能自由流动的社会，是一个“能上能下”的社会，而绝不是谁就天生高高在上的社会。一个民主现代国家的“纲常名教”应该是民主宪政制度下产生的“法律制度”，是在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维护的也应该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少数特权阶层的特权。
2013、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