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盐，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饮食烹饪中享有“五味之首、百味之祖、食肴之将”等美誉，其身价一直是国家稳定财政的可靠税源之一。而享有“两淮盐、天下咸、色味甲九州”美誉的淮盐，自古以来都因为是盐族之珍品，以巨大的课税财源而备受历代朝廷和政府的关注，成为国家征收盐税的主要载体。
浅观淮盐课税脉史
所谓盐课，即指历代王朝向盐户及盐商征收的盐税。盐课亦称盐利，为封建社会各朝代重要的财政来源，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源，也是中国最古老、“最资国用”的税种之一。中国盐税的渊源可上溯至四千多年前的夏代，据《尚书·禹贡》记载，青州所贡赋税有盐、细葛布、各种海产品等，足可见盐税的征收雏形早在夏朝就已产生。而盐税自古以来又是国家战争军费的重要支撑，盐之产地作为战略性资源，兵家必争，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战国时期的统一战争，汉代大规模用兵匈奴，三国鼎足局面形成等无数史实，无不显示出盐税在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
夏代以盐为贡物，生产者须向夏禹王交纳一定数量的贡盐。“盐贡”即贡税，是我国盐业征税的最早形式。周代改贡税为课税，由大宰司理的贡物。春秋中期，齐桓公采纳国相管仲盐专卖政策，实行“官山海”，以期普足民食，增裕库收，即国家征收盐税的开始，促使齐国迅速致富，称霸一方。正如司马迁所言：“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而管仲的盐专卖思想，对于春秋以来长达二千余年中国封建制国家财政经济，始终产生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两淮煮海煎盐，始于吴王阖闾的战国时代，唐成规模，宋趋成熟，明创晒制技术，故淮盐课税甲天下的成因，不仅是因为其为珍品而备受人们喜用，而主要是历代王朝因盐专卖思想而垂青来自于淮盐丰厚的课税。从汉唐直至明清，两淮盐课在财力上雄踞全国各大盐区之首，史载“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并有“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以两淮为最”之说。道光年间淮北盐政改革家陶澍认为“东南财赋，淮盐最大，天下盐务，淮课最重”，甚至有人说，“天下大计仰东南，而东南大计仰淮盐”。因此有学者断言：如果没有两淮的盐利，部分的中国历史可能是另一样写法。
唐宝应元年，全国税利1200万缗，盐税利占据一半以上，其中两淮盐税利约75万缗，占全国盐税利的12％。唐顺宗时，两淮盐税利上升至230万缗，占全国盐税利的32％。北宋年间，“国家煮盐之利，以三分为率，淮居其二”。《宋史·食货志》在谈到盐利时说：“元佑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北宋末年，两淮盐利的最高额为2405万贯，而这时国盐利最高额为3113万贯，两淮盐利约占全宋盐利的三分之二。《元史》称：“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独当天下之半。”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淮盐课收约占元朝货币收入的60％左右，天历二年(1329)，淮盐税利占朝廷财政收入中钱钞部分的80％左右。而据《明孝宗实录》载，弘治十四年（1501）孝宗赐王璟的敕文中说：“两淮盐利最厚，从来接济边饷，半藉于此。”明嘉靖六年（1527），两淮巡盐御史戴金奏疏中说：“今两淮运司额课，甲于天下，财富半于江南。”嘉靖十三年(1534)户科给事中管怀中在一份奏疏中称，“天下之盐利，莫大于两淮，而浙江次之，山东、长芦最下”。明万历年间，两淮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的46.36％，当时学者钟惺也说：“国家塞下粟，强半仰于两淮盐课”。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又说：“国家盐利，惟两淮为最。然岁入不过六十万缗，已当天下之半。”
清代称盐税为盐课，分引课和灶课两类。引课又分正项和杂项，每引征正、杂课银按年份据等不一；灶课是指历代王朝向盐户征收的盐税，两淮灶课始于唐开元初年。清代两淮盐区仅杂项款目高达50余种，促使顺治元年（1644）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盐税总数的62％。在清代全国十一个盐区中，两淮盐场最大，康、雍、乾时期是两淮盐业的鼎盛时期，不仅正、杂课税繁多，而且另收盐斤的引费、捆费，乃至监仓、发封、加价、盐厘、报效等浮费。据史载统计，仅乾隆、嘉庆两朝两淮运盐商共报效银3700余万两。乾隆时期，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称：“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嘉庆《两淮盐法志》序中亦称：“佐司农之储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不仅每年“为课四百余万两”而且“攸关六省民食”。乾、嘉、道时期，两淮盐产量最高达200万引左右，折合七八亿斤，约占全国食盐产量的三分之一，其课税程度可想而知。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控制长江，淮盐运道梗阻，有盐无售，朝廷盐课大减，银两不足，各省军需急迫，清政府采取“以盐抵饷”的措施。仅淮北就有“六十七万包源源济饷，营中拨盐抵课共计不下四十余万两”。故清人李果在《在亭丛稿》曰：“两淮盐课甲天下！”
民国初期，袁世凯为筹措战费，镇压南方革命党，以盐税、关税作抵押，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丧失盐务主权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借款2500万英磅，盐税由此落入洋人之手，当时淮盐税款占全国盐税收入三分之一以上。外国银行团通过控制中国盐税、干涉中国盐政的工具——盐务稽核所大幅度提高税额，从两淮盐税、盐价中竭力搜刮，可谓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盐政、掠夺盐税的重要罪证。据盐务稽核所会办英国人裴立克给宋子文的信中透露，从1913至1927年，稽核所在中国共收盐款10.21亿元，淮盐款项占三分之一，约三亿元，其中偿还外债1.73亿元。当时淮盐因产量占全国盐业产量的五分之一，而号称“馈食偏六省，税课甲宇内”。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人民军队先后进入苏北、苏中，促使两淮盐场逐渐回到人民手中。期间广大盐工、盐民恢复发展银天灾人祸一度萧条的盐业生产，促使素有“华中金库”美称的淮北盐场盐税居苏皖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第二位，约占华中地区军费支出的三分之一，为支援前线和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一定的援助。1947年，我方利用淮盐筹集大量资金和大批粮食、布匹、器械、医药、建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