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我还是个小学六年级的娃子，当时记得我是一道杠的小组长，班级里除了收作业本就是组织搞卫生什么的。由于我的刻苦，我的学习在成绩单这个坐标图上可谓是由熊市走到了牛市。班里不是第一就是前几名，每回把红红的奖状纸儿拿到了家里，爸爸总是憧憬地说好好学将来考个象样的大学什么的，也给咱家的祖坟冒冒青烟儿。因为父亲没读几年的书肚子里的墨水少他工作起来总感到格外地吃力，为此吃了许多亏。所以总盼着我们有那么男成龙女成凤的一天。但是戛然而来的是一场十年浩劫打碎了爸爸所希冀的梦。
“我们贴大字报去，我们不用学习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俨然是一场挑拨同事间相互角斗的鼓点，我们这些15岁左右的少男少女们整日在教室里外儿“呐喊冲锋”；班主任老师也在一天天按照学校统一的旨意，在课堂中不断地鼓励动员学生给校长提意见，或给其它老师提意见甚至说要给她提意见；并说这是叫什么群众运动的“文化革命”，新“五四”时期的复活和再现，老师和学校不但不能打击报复且还要放手组织孩子们参与。我们班有个叫王小子的领几个平时淘的无边的学生带头闹了起来，以前他们不好好上课竟挨老师批，现在可都有了与老师平起平坐的“反击”的机会了，因为师生的关系已然是演变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士了。没什么说的广播电台里鼓动的是“造反有理”，运动要“挑战”的极限就是师道尊严的“反动学术权威”。于是乎，他们写出了一张张大字报。在学校白白的石灰墙面上沾了一溜黄纸，黄纸的上面是歪歪扭扭的毛笔字，不是校长就是主任过去没按毛主席的路线办，搞修正主义的“白专”教育了等等。别的班的也跟着起哄大字报把教学楼的墙面上处处糊满了。紧接着，学校又买了一部分油印机和钢板蜡纸什么的，说是谁成立红色了“造反团”就可以到教务处领到这些东西。与此同时凡成立“造反团”的学校还给开介绍信到公安部门换信后去钟刻社刻公章，这样便合法了可以在大字报的尾巴处光荣地盖上自己团的名字，到那儿去介绍信上盖了造反团的公章就可以呼风唤雨了。
我们班60几人成立了10个造反团最多的十几人最少的只有两人。虽然那名字五花八门叫什么都有但大抵是跟“红色”的联系居多，什么“井冈山”，“遵义”等等红军长征去过的地名都是“团”的名字，还有的“团”叫什么“狼害怕”，“鬼见愁”等等怪名字。不久老师都“双轨”靠边站了，各团的团长那时候就是班级活动的临时负责人，课根本就上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整日的背毛主席语录或到电影院剧院等场所撒放事先印好了的一摞摞传单，说白了就是用舆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去一些地方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的一切“牛鬼蛇神”。一时间热闹着那我们各个左胳膊上别个红底黄字的“红小兵袖标”儿，有时候一个团的人排成队整日到饭店旅店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每次背完了还演一些自编的“造反有理”的小舞蹈或快板之类的节目。我们这样折腾了半年后来就没劲儿地回家呆着了。整个社会乱了一窝粥公检法也都让人“砸烂”了，大学生整日地游行集会或开“批斗会”儿，第一个挨批斗游街的是北安一中的校长王忠林，他戴了一个1米多高的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个木牌子白地黑字地写着“走资派王忠林”，那吊牌子用的铁丝细细地勒进了他的脖子有红红的血渍露在外面，够可怜的，他被一些戴红卫兵的袖标的学生推拥着弄了几天，后来红卫兵腻了就让他自己游街他一只手拿个铁皮喇叭好边走边喊：“我是走资派王忠林——”，后面围一些半大孩子往身上扔砖头子或吐唾沫。过了月余，不光学校各单位都开始抓斗“走资派”了就是收拾当官的，也都一股脑地弄上了街一拨又一拨热闹极了，我们在街里看那“走资派”，一个个弯着腰每个人的胸前挂个牌子，都戴着高帽子，有的“不老实”的还被用粗麻绳反绑着胳膊，腰被两人按着。甚至有的走着走着就晕倒了后面的红卫兵就用脚使劲踢，一直到那个人爬起来继续走了为止。每天逛街看热闹儿成了我们的必修课。我们彻底成了无人过问的小皇帝愿干啥就干啥。惟有父母不放心地说外面太乱最好就在家呆着。可哪能呆得住呀四处看热闹是必然的。比我们大一点儿的学生就去搞所谓的“革命大串联”，有的学红军长征徒步背着背包带着干粮走那住那一路风尘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到大城市参加那里的两派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有的不花钱坐火车到北京去等着被毛主席接见。那时，中央文革小组有指示学生是“革命小将”，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住在那都要免费接待，有的穿的薄衣服遇到坏天气儿还借了军大衣，还有的借了粮票和其它钱物拿回了家。望着比我们大了一岁的孩子神气的样子我们当时都羡慕坏了，恨不得父母没能早生一年让我们也赶上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我家的邻居大哥大姐们有的就赶上了进京见毛主席了，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对于青年人来说是何等的光荣呀，我每每用异样的眼波仰视他们在一起讲述着外出串联的故事，看着他们眼里泛着光几近是说得落泪的样子非常好奇。街道的居民委处处举办一些儿革命活动，在座无虚席的报告会上有的红卫兵讲到毛主席接见时的场面就流涕满面，并握着拳头举过头顶竭力高呼：“毛主席万岁——！”全场也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我们并不懂什么都是孩子只会模仿大人的一举一动。在我的心灵里明白地感觉到毛主席是大家供奉的“神”，又联想到时兴了一段时间的每天的“三敬三祝”也颇有含义。吃饭前要全家起立面对毛主席像的方向由一个大人拿着红语录本其他人跟着一起说；“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虔诚地拜谒一番然后才能坐下来端起饭碗吃饭。一天三次可谓诚心也。大人们白天还要跳“忠字舞”。现在这事儿说给孩子们都不会信，从上到下的造神浩举的确是愚昧了百姓，全社会都在动乱中寻找一种思想的支撑和灌输，显然这就是被一些人歪曲了的毛泽东思想。
就是67年的春节前夕运动发展到了“打倒一切老干部”的程度。县里的头头各个都成了响当当的“走资派”，一律到党校的大楼里人看着办班交代问题，省长李范五也被哈尔滨的红卫兵戴着高帽弄到北安游了二天街，街里的各个群众团体整日的围绕造反与保皇争辩个不休，炮轰派与捍联总纠缠个没完。高音大喇叭蹲坐在街口的电线杆子上歇斯底里般地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