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比我大两岁。她同大姐一样没进过一天学校门。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穷，老人们供应不起每个孩子都上学。在我家四个男孩都很幸运，有书念，四个女孩却与学校无缘。只能下地打坷垃。可能较封建的农村就这样，认为女孩迟早是人家的人，供应上学不划算。所以，在我们小村，女孩都这样，只能认命打牛腿下地干活，挣工分，没有怨言，给家里干到出嫁。
小的时候，大姐二姐是我们的孩子王，领我们小兄弟逮蚂蚱、抽茅牙，还教我们玩斗鸡、杀羊、翻翘、跳绳、抓子、丢手绢的游戏。也带我们去拾麦穗、捡稻茬、馏花生和红薯、割草砍柴、放猪、放牛。两个姐姐是父母的帮手。姐姐六七岁时，父母下地干活，她们就在家里大孩看小孩带我们兄弟。我们记事懂事时，姐姐俩一边玩耍一边看小弟。小弟饿了，姐姐就把煨在锅底火灰里的煨罐的米饭用小勺一勺一勺喂弟弟，偶尔也喂一两口在边上眼巴巴馋着的我。我觉得特别香，因此记忆特别深。
当我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两个姐姐就是半个劳力了。当然，她们还是小妮子，人还小，二姐还不到十岁，大姐只比二姐大两岁，力量头不足。只能干力所能及的农活儿。她俩同村里的其他同龄的女孩一样，成了放牛孩。那时，姐姐一边放牛一边割牛草，有时一边放牛一边割柴、一边拾庄稼，干着一举多得、放牛与其他活儿两不误的事儿。星期天我常常放下书包就跟姐姐去放牛，因此，也了解了不少放牛孩燎燎麦，偷西瓜之类的事儿。我也常参与其中，津津有味。在放牛中，姐姐教我如何拴牛绳，如何挡开抵架红了眼的牛，如何骑水牛等。
后来，两个姐姐成了半拉妮子，就下地干活挣半个劳力的工分。随着生产队长的吆喝声出工下地，干着割麦、锄草、插秧、积肥、挑塘泥、摘棉花等永远干不完的农活。两个姐姐同父母一道支撑着我们家。
后来，大姐出嫁了，二姐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二姐虽个不高，但干起农活不惜力，在生产队里地里活样样不落后。那时，村里的家户都羡慕家有女孩初长成的人家。土地分包到户后，我家有十几亩地和几亩田。一年四季的农活全靠父母和二姐。母亲四十来岁时，就得了类风湿关节炎。二姐很心疼母亲，喂猪洗衣做饭的事儿不让母亲插手。那时，我在县城读中学，虽很少回家，但一回家总见到忙个不停的二姐的身影。二姐农活好，茶饭也好。农家粗茶淡饭对二姐来说都不在话下，都会掂兑得色香味俱全。我们老家那里女人很苦，就是当姑娘，一年四季是一个累字。地里活且不说，光伺候一家人吃喝，洗洗涮涮就不轻松。听母亲说，两个姐姐学擀面条时踩在小板凳上才能够着案板。学会了做饭，就接上了母亲的力。于是锅台上的事就成了姐姐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那里是烧柴做饭。冬天还好说，锅底门暖和，谁都愿意往那里凑，帮着填把火。可到了夏天，外边热死人，锅底门更像火笼。这个时候往往是姐姐一边烧锅，一边淘米或擀面，本从地里放工回来已汗湿的衣裳，一进锅屋，便像水洗一般，连头发也湿得往下滴水。遇天阴，柴湿，锅屋净是烟，一进屋就看不见人，还呛人难受。再烟再呛姐姐如往常一般，锅台上下忙着。我们那里还有一个不好的规矩，穷讲究，来了个亲戚必须弄七个盘子八个碗的，否则，亲戚会认为看不起他，小瞧人。因我父亲是队长，我家就三天两头有客人来，一小部分是亲戚，一大部分则是东西庄的熟人。他们来，我家总是把好的往外端。苦的就是母亲和姐姐。饭菜齐备后，客人们大吃大喝，她们却不上桌，只在锅屋吃点剩饭剩菜。我们那里的女人，许多时光都熬在了锅台上。
在我的记忆里，二姐样样能干。地里农活不在话下，虽不是个男孩，却不怯一个男劳力。茶饭上，也没得说。家常便饭样样出彩。二姐虽比我大两岁，我却感到她像个大人一样。
二姐个不高，不足一米六。但长得漂亮，双眼皮、大眼睛、一双乌黑的辫子。比我大姐、两个妹妹长得都好看。当二姐长成人的时候，前来提亲的很多。那时我才上初中，经常见到提个红布兜，里面装两瓶白酒，两包砂糖的男女媒人们面带笑容来到我家给二姐提婆家。我只顾上学，不掺和这事。二姐在父母的劝说下，也去看过几家，但都没相中。我听说，人家说我二姐眼高。有一年，村里来了个姓马的外地木匠。我家让马木匠打了个条柜。马木匠能说会道，但人长得不咋样。在我家做木匠活，管吃管喝。给我家打好柜后，又去给本村的其他几户打家俱。我听母亲给我唠叨，马木匠对我二姐有那个意思，不知怎么回事，一向听话的二姐背着父母和同村的几个女孩到几百里之外马木匠老家去了一趟。为此，母亲责怪了二姐，怕被拐走。听了唠叨，不懂事的我很气愤。有一天放学回来，我逮着了马木匠，痛斥了一番，要他不要起歪心，拐骗无知的农村女孩。那时我不过十五六岁，还不懂得爱情呀婚姻那些事，只怕二姐被拐跑。我们农村那时外地手艺人拐跑当地女孩的很多，我舅家三表姐就被拐跑了。后来，马木匠就走了。现在想起来多么可笑，但那时心是为二姐好。又过了两年，二姐就嫁给了家住邻村现在的姐夫。
二姐出嫁时，我已去郑州上学。每次放假回来，二姐都去看我。二姐看我总是拿些鸡蛋，再塞给我十块八块钱。80年代初，家里还很穷，供我和三个弟弟上学，父母感到吃力。大姐二姐都帮。我在县城读书时，已出嫁的大姐交代我“平，下次回来打我那儿过”。每当我去大姐家，大姐总是做好吃的。有一次，还专门把家里喂的鸡杀了一只。走时还塞给我一些钱。二姐同大姐一样，自己有了小家，虽不宽裕，还顾着娘家。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钱，贴补上学的几个弟弟。
我毕业到县城上班后，由于只顾奔前程，很少回家看望父母和二姐他们。他们也不怪，当我报歉时，二姐总会说：“工作忙呗，回来弄啥！”每当我点一卯就走时，二姐还大兜小兜给我送东西，什么花生呀，红薯呀，让我带到单位吃。
1989年来博爱后，我就很少回了。每回一次，家里像贵客一样待我。二姐得知消息，总要回娘家的。她有时自个回，有时带着儿子回。她回来一是看我，二是帮助做饭。农闲的时候，她回来要住一个晚上，陪母亲，也陪我说话，农忙的时候，不住。她回娘家时，总是大包小包地买些吃的东西，有时是白条鸡，有时是鱼，有时是大肉，也有青菜。有时也邀我去她家住一两个晚上。当我探亲返回时，二姐总是让我带些花生，香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