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小就爱看书，特别是对文、史、政的书他是情有独钟。他的记性特别地好，看过的书我不敢说他是过目不忘，但是他总能把他看过的书中的情节详情说得一清二楚。有头脑、有思想的父亲在“文革”中也是不甘寂寞的人。别人早就盯着他了，他还要去参加什么造反派，给造反造的人出谋划策。象他这样的人，还没有进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被打成了“反革命”。
父亲的“反革命”罪行，还是我在一份传单上看到的，李成祥系洪雅县城关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混入教育战线并钻进我党，现任柳江中学教导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革命师生揭发出不少三反罪行，李心怀不满与“洪中红色革命教师造反队”这一反革命组织打得十分火热，来往密切，活动异常，积极发起和筹建该反动组织的印章、胸章、旗子、刻图章，以致收集资料、散发传单。并四处放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光辉的《十六条》，大肆为牛鬼蛇神翻案，并叫嚣“我就是要招降纳叛”，对无产阶级专政机器进行恶毒的攻击，四处煽风点火，制造谣言，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还四处挑动群众斗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师生，给革命师生扣上“保皇狗”的帽子，蓄意制造混乱，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罪恶累累。
父亲以上的罪行，识字的母亲看后几乎晕了过去。母亲说：“我总是看到你的父亲每一天不是看书，就是伏在书桌上写东西，一宿一宿地不睡觉，就下可好了，熬夜熬出了一个‘反革命’投进了大牢里看你的父亲是书也看不成了，字也写不成了，还要连累家里的人。”
父亲解放前参加“三青团”的事我一直不知道，要不是那份传单我还会一直蒙在鼓里。父亲旧社会参加过反革命组织，这“文化大革命”又与“无产阶级专政作对，不要说别人打倒他，就是我也不会放过他。老师叫我跟“反革命”的父亲要划清界线，我是二话也没有说地干干脆脆地这与交亲划开了界线。
暂时还没有关进监狱的父亲，我一回家就看他不顺眼。吃饭时我夹了菜，端着一个饭碗离开父亲坐的饭桌，到后院子去独自坐地一棵又高又大的树下吃着碗中的饭。母亲、父亲的叫喊声我是听而不闻。气得母亲进院子里来，从我的手里夺走碗筷。但我还是一个人呆呆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棵又能遮风蔽雨的大树下。
本来就满肚子冤屈的父亲，一看我这样的不听话，心里就火了。“你小子胆黄都还没有长熟，懂得什么叫‘反革命’你真是想把老子气死。”
我的右耳朵被父亲的右手紧紧地揪扯着，“你跟我滚回饭桌上吃饭去。”
我并没有因为父亲粗着一个脖子，绿着眼睛横着眉毛地盯着我，我就怕了。我还跟他唱对台戏。“你就是‘反革命’，我从上衣兜掏出那一张被揉得皱巴巴地传单，在父亲面前一扬，你看看这就是你的罪状。你就是一个罄竹难书、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父亲松开了扯着我耳朵的右手，用他那双颤抖的手抢过去了我手中拿着的传单。父亲默默地看着，传单上的文字让他越往下看眼睛睁得越大。他还没看完全部内容，他的全身都抖动了起来，头发也快要根根地竖直了。我看到了父亲的眼睛红了，红红的眼眶里在不断地蕴含着泪水。眼眶里的泪水，随着父亲往下看着的文字夺眶而出。滴在了那份油印的传单上。
传单被我父亲流出的泪水浸泡着，渐渐地上面用油墨印着的文字开始模糊起来。字先是几个连在了一起，然后是整片地连在了一起。最后变成了一只如天上飞的黑黑的乌鸦。这一只还没有插上翅膀的乌鸦被我的父亲用手使劲地揉成了一团，扔进了院子里的大粪坑里去了。
父亲知道大祸将临头了，等待他的将是五大三粗的绳子和那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
父亲不愿意让我们看到他被抓时的情景，他悄悄地回到了自己教书的中学校。他在那间他独处的房间里等待着抓他的人到来。
夏天的风刮得房间的门窗哐当哐当地响。太阳光把房外那棵树照得萎缩缩地毫无一点生气。只有树上的知了，“知了，知了，知了”地叫个没完。父亲预感到抓他的人快到了，他把床上的被盖叠得整整齐齐。把房内的灰尘打扫得干干净净。就是那一双木拖鞋他也把它规范地放在了床前。再没有心思看书写字的他，双手托着两腮，眼巴巴地望着窗前那棵大树上的树叶。他数着一片片被太阳晒得卷了起来的叶子。
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什么时候开到他的门前，他无所察觉。等人使劲地敲响他的房门时，他才从数树叶的知觉中清醒过来。
刚清醒过来的他，还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门就被人踢开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子，就被别人如捆粽子一样地绑了一个结实，被抛球一样地扔在了车上。
停在门口没有熄火的车，风驰电掣地拉着我的父亲和押送我父亲的人冲出了校门，向县城的监狱驶去。
那时没有法庭，我的父亲未经审判就被关进了大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