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二的女儿正学电路。抽象的电路示意图她还会画，把抽象的示意符号改为电源、开关、用电器、电线就不会连接了。我问她：“知道电灯、电视、冰箱是如何连接的吗？”她说不知道，也没有想过。
还有一次她问我：“学习分解因式有什么用啊？”我望着她瞠目结舌了，因为这是我上学时和教学以来从没想过的——有什么用呢？——我思考了好长一段时间说：“大概是为了计算吧。”还举了一个实际例子（92×88=90?－2?）加以验证。过后，我反复地问自己，分解因式的意义难道只是为了计算吗？这是我从来不教，也从未学过的问题。
这使我想到了现在的教育目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学习，学习什么内容，这好像都不算什么问题。教育方针里已经说的十分明白：“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
把教育方针与一二自然段的事实作一比照，让人吃惊不小：只会画抽象的电路示意图，对实际电路一无所知，这能用所学的知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吗？只会画抽象的电路示意图，对实际电路想也不想，这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结果吗？学了分解因式，而对分解因式在实际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一无所知，这样的接班人符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标准吗？如果这样，一个人甭说只上完高中大学，就是上一辈子学，毕业后走向社会，恐怕也不如那些有实际生产经验和社会实践的人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在我们的教育中，类似的现象并不乏见。
现象一：一个初入工作岗位的大学毕业生，很少能立马进入专业岗位角色的，都要经过上岗培训或经过一二年甚至更长的实习才能在工作岗位上独挡一面。我不知道如果不上学，直接进入工作岗位是否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如果能的话，几年的专业学习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现象二：学生从小就上思想品德课。对一些道德教条学生能倒背如流，优秀学生在答卷上答上满分也不成问题。这满分是真正的满分吗？在实际生活中这些满分学生的表现究竟如何呢？当实际的道德问题摆在学生面前的时候，学生会有爱党爱国爱民、团结友爱、尊师敬亲的举动吗？如果不能，我们学校的道德教育究竟要取得什么样的德育效果呢？
现象三：体育在教育方针中始终占有一席重地，可是在实际教育中，却倍受轻视和冷落：上级不重视，校长不重视，家长不重视，教师不重视，学生不重视；体育课上成文化课、自习课、自由课、放羊课的现象十分常见。甭说培养学生良好的锻炼习惯和养生习惯了，就是锻炼时间也常被挤掉，体育课只是爬在课程表上专供上级检查的“聋子耳朵”。学生的体育素质如何呢？走进初中教室，有一半学生都是近视眼，“今世进士，尽是近视”的谚语并不让人觉得夸张。学生体质的其它方面和眼睛的健康状况是不是十分相像，真的不能不让我们有所忧虑。
现象四：大学毕业之后，学生都有半年的实习期，学生是怎样实习的呢？学校没有严密的组织，学生也没有固定的实习单位。实习单位都是学生自找的，没有培养教育的义务，学生也不会有专门的指导教师。实习好像是学生的事情，已经与学校无关，学生也认为实习不过是敷衍塞责学校，不过走走过场而已。重要的是学生的实习内容和书本知识往往是驴头不对马嘴，很难对应起来，这样的实习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
在我们的教育中，还不仅仅只是这些。像学中文的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学财会不能上账核算，学统计的不会筛选分析，上学就为混个文凭，甚至认为知识无用。这些现象都与我们所学知识缺乏实用有关。这种现象为什么如此严重呢？我们的教育严重脱离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过度强调学习书本知识，偏面重视书面考试结果，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
从上面的事实中我们看到，我们的教育结果已经严重偏离了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现实是这样，我们的教育历史也是这样。
无论什么样的教育，它的最终目的都应当为人类的生存和幸福服务，以传承创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目的。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中来的。我们所学的书本知识必须放到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中加以验证才能证明我们所学知识的正确性。我们所学的知识只有在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中得到了应用，我们的教育才算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而在我们历来的教育中，我们把祖先的经验——书本——看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看成了永恒不变的圭臬，忘记了它的来历是实践，忘记它已经成了历史，忘记了它带着时代的局限和过时的成分。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祖先是怎样推崇书本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秀才不出门，便晓天下事”“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都把书本推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我们的教育祖师提倡“学而优则仕”而且不齿于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说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都是对教育目的的严重玷污和歪曲。在思想方面一贯用封建专制的形式统治人们的思想，把仁义礼智信这些日常操守放在三纲五常封建专制的背景之下，被奉为最高的行为圭臬。正是这样的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才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按本本办事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不知变通、难以适应社会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改造社会的文人。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一个杰出人物吗？有，而且很多。但我坚信那些杰出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不仅具有渊博的书本知识，又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生产劳动经验的人；无一例外都是把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经验归结成文章的人。李时珍是也，黄道婆是也，孙膑是也，曹雪芹是也，蒲松龄是也，封建社会的开国皇帝是也。我也坚信一个只会闭门读书不能深入社会实践的人，只能是纸上谈兵的赵括和幕中高论的马谡，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会做出杰出的成绩。
在没有专门教育机构的时代，也许教育都是在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中进行的，我想那时的教育是最适用的、最便捷的、最有效的。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知识的门类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有了深度和广度，专门的教育机构便应运而生了。我想起初的教育机构和社会实践的结合应该